回忆我在北医母校的医学生生活，谈的却是跟医学无关的“文学缘”，乍听起来肯定古怪，但是对我来说却这么自然。我在北医读书的6年里，它赐予我的东西是那么独特，那么隐秘，以致让我每每回想，都感到时光错乱的恍惚与兴奋。
离开北医20年了，尽管我走的路离它越来越远，但始终未曾远离它；虽然许多年没有回去过，但在我已经出版了的十几部书里，介绍自己的头一句话永远是：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前不久还有位编辑问我：是否该改成“北京大学医学部”？
我说：不改，因为新校名与我个人的记忆无关。
这辈子，我写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是在84年北医的校刊上，是我读大二那年暑假随“学生会社会调查夏令营”从长岛回来后写的两首小诗。一首题为《你好，海船！》，另一首我已经记不得了，好像是写一条退潮后被困在礁岩水洼里、渴望回归海洋的一条小鱼。
如果现在再写那个题材，肯定会写它被隔绝后的绝望和对死亡的恐惧；但在当时，对一个从未接触过社会的19岁少年来说，生活中似乎只存在憧憬，无论他怀的憧憬是否现实。那时的我，单纯得像水，敦厚得像土，透明得像空气，热情得像日光。19岁的孩子尚不知寂寞，更不要说生死别离。
2009年8月8日，我从布达佩斯赶回北京，参加医疗系83级毕业20周年的庆祝活动。踏入校门的刹那，我脑子里感到几秒钟空白，确切的说，是由于沉积太多太久的回忆被突然唤出，阻塞在错乱了的时空里，造成一时的思维中断。
20年，20年发生了太多的变故，不仅是时间、地理坐标上的，还有生命表面和隐秘的各个维度。生活的速度，如同刀刃，在前冲的同时也将记忆切割得那么零碎，以至于曾经认为不可能忘记的东西，居然很难想起了，只有在校园景物的刺激下，我才下意识地动用了考古队员的工夫，在意识终于恢复之后，逐渐撬开那段相隔遥远、无暇启出的青涩过去。
当年曾在学生感情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跃进厅”已经拆了，曾几何时，我们不仅在那里吃饭，开会，还常搬着木凳去那里看电影，有一部名为《战地浪漫曲》的苏联影片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记得那晚和我一起去看的有团委的李鹰、刘亚南，还有和一位年龄不小的女外教，记得当我被剧情感动得眼圈湿润、浑身发紧时，真想跳起来冲着周围所有无动于衷的嗑瓜子者怒吼一声：“别嗑了，好不好！”
跃进厅水房的中央，立着几个多层的铁架，架子上放的是同学们的饭盒。饭盒总是流动了，你抓我的，我抓他的，他抓你的，虽然用的经常不是自己的，但从不会让你没有的用。
周末舞会，跃进厅更像一块磁石，不仅吸引来春情暗涌的北医男女，还引来北航、钢院的光棍们，不管乐队换多少茬，曲子总是大同小异，《巴比伦》、《回娘家》、《采蘑菇的小姑娘》，压轴的总是《友谊地久天长》。半场人跳，半场人看，半场人嫉妒，半场人行动。迪斯科那时没有人蹦，跳舞是为了暧昧地合法接触，一个人蹦，岂不神经？跃进厅外面有一块牌子，几乎每场舞会的海报都由我写，那个“舞”字我写出了感情，至今如有人向我索字，我都爱写这个“舞”字，只不过把“舞会”变成了“鹤舞”。
当时的学生里，真有几把“好刷子”，我能想起名字的是杨尹默和周光峰，我的毛笔字属旁门左道，无法无宗，跟涂鸦一样。我在团委当学生干部，李鹰是我的直接上司，每次她要我写海报时，都如法炮制地掏出一大把磨秃了的毛笔让我挑：
“你看哪把还能用？”
我看也不看得回答说：“无所谓，有毛儿就行。”我知道挑也没有用，所有的毛笔都是齐头的刷子。次数多了，这一问一答成了固定的台词。
再后来，李老师干脆自问自答：“你看哪把还能用？嘿嘿，咱们泽民说过，有毛儿就行！”。
现在回想，我为什么不催她买新笔呢？想来原因有三：一是毛儿秃了的破笔确能让我扬长避短；二是我喜欢这暗号似的对话中的滋生的亲密；三是我确实为团委节省，要知道，那时我真把团委当家。
大四那年我们进城实习，我在北医校刊上还发了一篇散文，题目是《小屋里的人群》，记述的就是我对那间位于卫生楼一层西侧把角、与中厅相连的团委小屋的细腻情感。
对我个人而言，北医生活给我留下最重要的记忆，大多藏在那间小屋里。当时的团委，是由师生组成的一个亲密集体：李鹰老师，刘亚南老师，霍知明老师，吴建伟老师和后来调去的李红老师，学生中除我之外，还有陈欣，赵建明，朴学谦，吴问汉，顾菲，陈健……这些名字现在提起来仍很亲热，尽管大多已失去联系20年。
在当时，为什么那间小屋对我来说那么重要？那么别致？是因为与医学院严肃刻板的学业和班级内简单的同学关系相比，团委是个多彩的小社会。无论那里的老师，还是学生，都有鲜明的特点，乃至个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刘亚南当过地质队员，刚恢复高考，他突击补习考上了北医，毕业后留校当辅导员，他的眼睛很大，看人直楞，喜欢看球和武侠小说，说话有股哥们义气，但为人处世谨慎心细。当时同为辅导员的李鹰曾是下乡知青，从北大分校历史系毕业后被分到了北医，不仅有一股文学青年的思想气，还有一股“问君识得吾师否”的清傲劲，说话不急不缓，阴阳顿挫，虽然爱笑，但笑得不软，透出“你少来这套”的自信和英飒；尤其在冬天，她爱穿挺直的牛仔裤，上身配鲜红的羽绒服，在“中性”尚未流行的年月里，颇有一股“中性”气息；现在，她虽已担负医学部副主任的要职，20年过去，她言谈举止丝毫未变，潇洒入世，信步出世，总捍卫着自由的思想空间。在团委的学生干部里，基84的顾菲是个性格很强、很有方向感的成熟女孩，她的成熟源于家中的不幸，她父母死于煤气爆炸，弟弟妹妹都被烧伤；卫82的陈欣只比我高一年级，但她优雅持重，亲热体贴，是我至今保持联系的知心姐姐；朴学谦虽比我低一年级，但当时就留了一脸胡茬，从里到外都是条极有主见、谁都不服汉子，昨日的抱负成就了他今日的事业，如今已是一条纵横国际金融界的蛟龙；81级的赵建明曾跟我最好，他但并不显大，因为他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好脾气……
我还记得，在隔壁办公室的房雅丽老师，有一次跑过来跟谁聊天，嘻嘻哈哈地嚷嚷：“我就喜欢看杀人的片子，而且最喜欢看，女人杀人。”我很喜欢那种气氛，在那里，老师们跟平时不一样，一点不造作，不拿架子，不假正经。
在团委的小屋里，或许我的性情是最柔最弱的，聪敏易伤，多愁善感，沉溺于阅读，醉心于幻想，在各种传记中搜寻着我所喜爱的人格，饥渴地吸取，像个雕塑家一样用各种不同的、甚至不相调和的材料塑造自己，追求一股与未来本该从事的医生职业相矛盾的诗人气质。我成绩很好，但并不以此为荣，只要一离开教室和实验室，我就一头扎进团委的小屋，写海报，刻蜡板，看小说，聊与学习和考试无关的事情……雪莱、拜伦和叶塞宁的诗歌，我都在那间小屋里读的。
记得有一个冬夜，我和顾菲在暖融融的小屋里聊梵高和大卫·科波菲尔，一直聊到天亮。一夜的飞雪，校园里皑皑一片，锁上门，互道分手。在回3号楼宿舍的那段路上，我心里好像有一盏内源的灯，感到从未有过的敞亮。宿舍人都不问我去哪儿，起床之后，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去教室上课，我像一个间谍，不动声色地坐在他们中间。在城外读书的三年里，我同时置身在两个空间，一个外在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私密的，或者说，一个具象的，一个抽象的。
我登在校刊上的那篇小文《小屋里的人们》的开篇，我至今仍旧记忆犹新：“我喜欢看别人的眼睛，因为我能从他们眼中看到自己的面孔；我还喜欢看自己的眼睛，并希望能从中辨别出那些我崇尚之人的面孔……”也许老师同学们并不知道，当时的文学阅读和在团委小屋的熬过的日子，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
读大四后，我住进了北大医院的草岚子宿舍，但经常骑车回北医转转，看看团委的朋友。有的时候，我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看着大家忙这忙那。天黑了，李鹰试探地问我：想不想说话？我说：你干你的，我就想在这里坐一会儿。最后弄得她也不敢离开，一声不吭地陪我坐着。说老实话，我当时并没有天大的心事，只是不想回家，不想回宿舍，不想按部就班地活着，不想走大家行我也行的寻常路。只是，那是的我还不知道反叛，无从反叛，只知道逃到一个与周围一切相对无关的地方，像在避风港里，做虚构的梦。
现在回想，在那些专注学业、自觉竞争的北医人中，我曾是一个没有野心、不设坐标、神经兮兮、并不善表达的男孩子，内心有一个远离实际、不知疆界的情感世界。那个世界里的一切，都下意识地在与药理实验、临床手术、病理涂片、解剖标本、患者病例和等级森严的查房无声地抗争。我知道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但又始终觉得，它不适合我的性情。别人用来攻托福的工夫，我都用来读文学和哲学；别人用来谈朋友的精力，我都用来写字画画；别人用来琢磨毕业方向的脑子，我都用来写现在读来让我害羞的诗歌了。同时，我又很自信，相信我一旦成为大夫会是个好大夫，我母亲就是北医人，她的为人敬业是我的样板。
1989年毕业，若不是一个偶然的机遇，我现在也是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当时，负责我们毕业分配的吕兆丰老师，几次挽留我留校工作，即使不做临床，也可以从事行政，但我还是头脑一热，报考了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艺术心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当时，那是全国第一次招生的新专业。考进中国音乐学院后，我的生活开始了动荡，我在学了两年心理学、艺术美学、钢琴、绘画、音乐理论等专业课后，突然丢下了既得的一切和稳定的前程，于1991年10月末一个大雾的清晨，只身登上了开往东欧的国际列车。
如果说反叛，那该是我最大胆最坚决也最彻底的反叛，但在18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种种戏剧性磨难之后蓦然回首，才明白那是我向自己本性的勇敢回归。可在当时，我是盲目的，身上一无所有，只有亲友的牵挂和自己年轻的本钱。直到出发，我都没查过世界地图，既不知道匈牙利在哪儿，也不知那里人说什么话。就当列车启动的刹那，我才意识到自己投入了一场危险游戏，就象误入小人国的格列佛，突然感到被绳索绑缚的真实疼痛。这种疼痛，既让我无措，又令人兴奋。东欧风景的疏懒，外国警察的追猎，失业，饥饿，苦闷，充满新奇的忧虑以及不乏燃烧的寂寞……不过，当我拖着七十公斤行李跳下布达佩斯东站站台时，感觉自己是一个行走天涯、赤手屠龙的神话英雄。
到了匈牙利后，命运将我困在一座南方的小城——塞格德。那里离南斯拉夫边境很近，北约轰炸的时候能够听到远处的轰隆。我不信命，但有一件小事叫我不能不信：当年学钢琴时，我能弹的第一支完整曲子，就是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5号》。
半年后，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重挫，卷入了一场意外冲突。失业、失恋、失掉居住身份，一夜之间坠入了低谷，并且面临警方驱逐。当时正是匈牙利排华最严重的时期，许多人冒险偷渡到西方，也有不少人戴着手铐、被枪口顶着遣送出境。那段时间，我得了抑郁症，前行无路，后退无方，将自己囚在房间里，害怕出门会遇到警察，悬廊上邻居的脚步重了些，我都会紧张地心惊肉跳。夜里恐惧失眠，白日对窗流泪，饿得想哭，孤独得想喊，有生以来我头一次知道什么是绝望。
在一个无风的夏日午后，我又像蜥蜴一样蹲在窗前发呆，忽然有只手隔着玻璃敲我的脸。是皮特，一个瘦高、英俊的敏感小伙儿，学业无成的自由艺术家。他知道我已几天没出门，跑来送给我一团泥巴。他担心地劝我：“你要是闷了，就捏点儿什么！”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团泥巴救了我的命。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将自己的全部时间、能量、欲望和情感全都倾注到这团胶泥里。那些即兴的泥塑后来被朋友瓜分了，留下的几个我带回了国，至今摆在北京家中的书橱里。每每看到都充满感恩，它们见证着一段离奇得失真的流浪日子。皮特还带我去了蒂萨河畔的老林深处。每到夜晚，林中都会点一团篝火，聚来一群边缘的孩子。流水，夜风，蟋蟀鸣唱，篝火噼啪，大家围坐，一夜无话。一张张被篝火映红的脸，就是一席青春的华宴。黎明来了，我们趁着城市尚未苏醒，幽灵般散去。
1992年夏日的一个周末，我醉倒在尤若夫·阿提拉大学的俱乐部里。清晨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鸡鸣狗吠猪哼哼的农家小院。原来，前晚我被一位叫“伊米”的俱乐部保安收容了，被他拉到离城20公里的小村里。看我醒来，一家人围住我问这问那，伊米会说英文的弟弟做翻译。听我讲完自己的遭遇，伊米的妈妈走到我跟前，把我的头搂在她的怀里。这位皮肤粗糙、体格硕壮的农妇爱怜地说：“以后你就叫我妈妈吧。”
同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当我形影相吊地沿着寂静的悬廊回到住所，看见门口放着一麻袋沾着泥块儿的土豆和伊米留给下的一张字条……后来，就是这50公斤土豆帮我熬过了一个最凄惶的冬季。另外，伊米还在村里走门串户搜罗病人。于是，在田园般的乡村里，出了一个骑自行车出诊的中国医生。不过，我出诊挣来的并不是钱，而是村民们送我的生肉、薰肠、蔬菜、鸡蛋或是自家酿造的葡萄酒。每次回城，我都满载而归，乐坏了同住的三个朋友，大家可以放开肚皮大吃一顿。
跟我合租住房的是三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为了能让我交得起房租，他们想方设法帮我找工作。办讲座，教中文，到俱乐部打工……每到假期，他们都要退房回家，为了不让我流落街头，他们轮流将我接到自己家中，或者将我交给他们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暑假里，他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们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剥蒜编蒜；到果园里摘葡萄苹果樱桃核桃；在养鸡场帮着挑拣鸡蛋；或者跟着他们到农贸市场抬筐卖菜。晚饭后，大人给我们发工资，一天能挣200福林，当时折合人民币30块。钱虽不多，但一个月下来够付房租。在乡下，我最怕的是看杀猪，怕闻烧毛的臭味，怕听下刀时的惨叫；我最喜欢的就是跟朋友遛狗，一起嬉笑着在土路上轻快的奔跑。
那是一段编不出来的日子，虽然说来坎坷，我仍心存感激。若没有当年被从物质世界的放逐，也能跨入唯情的天国。没钱买衣，朋友们翻箱倒柜地给我找；没钱吃饭，朋友们送来面包奶酪；没有事做，朋友们带我周游全国。我没有家，但我有一大堆爱我的朋友；我没有钱，但我有能够我享受一生的情感。1997年我跟匈牙利朋友合拍了一部短片《有一个中国人》，我在影片里有一段独白：“人一旦出了国，就象是泼出的水，飘去的云。背后有一看不见的手朝前推着，脚下的路就象倒流的水，向后流走。”曾几何时，我曾是一个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流浪王子，并在流浪中学着爱与被爱。直到现在，我还始终珍藏着一大串沉甸甸的钥匙，在记忆中随意打开每个朋友的家门。
两个月前，我回北医参加毕业20周年的活动，吕兆丰老师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当时你没留北医，我们都感到遗憾。”当他告辞离开时跟我讲的最后一句则是：“泽民，回来吧。如果你回来，我聘你。”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感觉在我的那一大把钥匙串上，又添加了一把。至少在精神上，我又多了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地方。
出国后的前三年，我几乎没有说过母语，偶尔给家里挂长途，心里都会紧张得要命。拨号前，总要在话机旁放上一只手表，压上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要说的话。即便这样，只要电话一通，我还会“我我我”地结巴半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患了“语言功能分裂症”：听和说用匈语，读用英文，写则用中文。这样一来，中文写作成了我情感表达的唯一途径，成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形式，因为我是一个必须表达情感的“聋哑人”。
从1999年起，我正式开始了小说创作。在七年后我出版第一部小说集之前，已经积攒了300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我没给任何人看过，写完一篇，就放在那里，作为我自己心灵的造影。2002年，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和作家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他的4部作品——《英国旗》、《另一个人》、《船夫日记》、《命运无常》）；不久前翻译了曾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艾斯特哈兹的《一个女人》和《赫拉巴尔之书》，并与台湾出版社合作，翻译了青年作家德拉古曼的长篇小说《白色国王》。
2005年是我幸运的一年，又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在鲁迅文学院白描院长的举荐下，我的第一部作品——中篇小说集《匈牙利舞曲》在国内出版，并被中国作协、华夏文学基金会全票评入“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狭窄的天光》、散文集《欧洲的另一种色彩》和文化专著《咖啡馆里看欧洲》，我的新书《醉行欧洲》也马上出版。同时在《十月》、《当代》、《大家》、《中国作家》、《文学界》、《百花洲》等文学杂志上发表小说，并主持《小说界》的“外国新小说家”专栏，为《深圳商报》、《广州日报》、《北京晚报》等撰写专栏文章。
这些年来，总有朋友为我“误入歧途”感到惋惜，说我学医白学了，学音乐也白学了……其实，我丝毫不后悔我走的路，生活中没有一样东西是白学的。中学的我曾有个幻想：自己捧着调色板，站在枫叶嫣红的山巅描绘落日，手上身上沾着沁了晚霞的绚烂油彩，一直鹰鹫头顶盘飞。大学的我有一个癔想：研究透人体的血管神经骨骼肌肉，有朝一日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组装一条能够让自己在时空中延展的生命。读研的时候，我揣过一个奢想：想要理解每个人生存的道理，探究自己心灵中隐秘的险处。出国后的我则怀着一腔狂想：一个人光着脚，到世界上走走。
从北医出来，我不再对生理结构感到神秘；从音乐学院出来，我不再对心理结构感到恐慌；从冰封雪地的“二连海关”出来，我将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欲有灵魂的纤弱男孩，投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实验场。在流浪欧洲的日子里，我做过诊所医生、大学讲师、中文家教、文学翻译、插图画家、剧社龙套、编辑、记者、编剧、演员、导游，成了一个无宗无派的“生活艺术家”。不管你相信什么，你都会死掉；但是，假如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那么对活人来说，你已经死了。那么我信什么？我相信爱！爱，是人类最原始、最永恒的宗教。
现在，我已经定居布达佩斯，虽然不能靠文字吃饭，但写作已成为我最重要的生存内容。在北医建校97周年之际，我想隔山隔水地借助这些松散无章的回忆文字，对北医母校道一声感谢！对李鹰、吕兆丰、施天明几位老师对我的理解、关爱和宽容道一声感谢！对已经久违了的北医校刊道一声感谢！想来，25年前我在校刊上发的那一篇小诗，该算我文学生涯最青涩的开始。
最后，我还想讲一件可能除了我谁也不会想起的北医往事，那件事对我来说影响至深。在大学三年级时，我代北医团委和学生会给韩素音女士写了封信，邀请她来北医做报告。我还记得，那封信好像是通过《芙蓉镇》的作者古华转的。为了写那封信，我特意汽车跑到王府井书店买了韩素音的自传《无鸟的夏天》。我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留着，一本给了李鹰。
没想到，几个月后，韩素音女士真的来了，在跃进厅为全校师生做了场报告。当时我坐在靠近食堂售菜窗口的一个柱子旁，她在台上讲了很长时间，但有一句话让我至今不忘。那句话并不是令人振奋、或让人饶舌的警句箴言，只是一句平易的讲述，但它一直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韩女士说：
“我不看电视，我与其看别人的作品，不如我自己创作。”
从那之后，我几乎不看电视了，从不会像一副灵魂出窍的躯壳，直勾勾地盯着电视屏幕直到雪花闪烁。我把省下来的时间全部用于读书，写作，会朋友。正以为当年的那一句话，变相地延长了我的寿命，我才能以这样的速度和精力投入创作。人的一生固然要遇到许多事，但真正能够改变你命运、并能在你记忆中留下痕迹的只有几桩。对我来说，其中的几桩就发生在北医。
那天中午，我和相约返校的老同学们一起坐在北医新食堂内的长凳上吃饭，看着周围充满稚气和朝气的学生们感受很矛盾，我既嫉妒他们的年轻，又不肯拿自己经历与他们更换，不过，我很想能够坐到他们中间，跟他们聊他们不知道的那个北医。
文/ 余泽民
2009年11月4日，于布达佩斯
